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伍洲配资，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。10月25日，两岸人民将共同庆贺、共同纪念。
日本侵略中国，从台湾开始，在台湾终结。1895年，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失败，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。1945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被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台湾，终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。同年10月25日，中国政府在台湾省台北市庄严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本受降典礼，这一天，被正式定为“台湾光复节”。
如果说全面抗战是8年，东北抗战是14年，那台湾的抗战就是50年。在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胜利中，台湾民众是抗战的重要生力军。同属于中华民族的两岸同胞，携手并肩，共赴国难，又一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、台湾的光复。
台湾光复仪式后中国将士合影。
空前耻辱，割让一省
1895年3月24日，日本马关，春帆楼下，清廷重臣李鸿章坐上轿子，欲回旅馆。
甲午海战失败后，日方知道清政府急于停战，故而在第二轮谈判中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。李鸿章因“要挟过甚”极为愤慨，一番交涉下来，日方答应在次日揭晓真实的议和条件，这让他心事重重。
起轿而行，还没走几步，一名日本暴徒突然从街道围观的人群中冲出来，近距离向李鸿章开枪，击中其左脸。李鸿章满身鲜血，当场昏倒。
随行的医师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，所幸子弹先击碎眼镜，再嵌入左眼下骨缝，并未击中要害。李鸿章已是古稀之年，决定不取子弹，“用药水洗治皮肉，可望补复”。
经过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的演绎，李鸿章挨了这一枪，让大清少赔了一亿两白银，割地少了一处。其实，这一说法很难成立。
李鸿章马关遇刺这天，也是日军攻打澎湖的日子。次日，日本陆军5000人在海军配合下攻占了澎湖列岛，且欲直接夺取台湾，继而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大的利益。
横生枝节的行刺，打乱了日本军部的节奏，他们不得不以停战稳住李鸿章，但停战不包括澎湖、台湾。
当时，日本国内主战气氛极为浓厚，“何时轻骑入燕京”是一种普遍民意。行刺李鸿章的小山丰太郎，是一名26岁的无业游民，他的动机就是不希望中日两国停战。而内阁总理大臣、甲午战争策划者伊藤博文的目标是，从东北和台湾开始蚕食中国。
李鸿章遇刺，引得国际舆论哗然。伊藤博文唯恐李鸿章以此为借口回国，博取世界同情，进而推动欧美列强干涉，干脆直接亮出了底牌。
4月10日，谈判重开。伊藤博文蛮横地要求赔款二亿两白银（原来是三个亿），割让辽东半岛（范围有了缩小）、台湾、澎湖，并说此次的条款“已让至尽头”，中国代表只需回答“允”还是“不允”。李鸿章问：“难道不准分辩？”伊藤道：“只管声辩，但不能减少。”
拿到条款，李鸿章对日本勒索之苛、欲望之贪甚为惊愕。毕竟，台湾是大清的一个省，将一个省割让给外国，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
最后一轮谈判中，李鸿章仍试图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。中日速记员将他们的对话实录如下：
李：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，台湾不能相让。
伊：如此，当即遣兵至台湾。
李：索债太狠，虽和不诚。我说话甚直，台湾不易取，法国前次攻打，尚未得手。海浪涌大，台民强悍。
伊：我水师兵，不论何苦，皆愿承受。去岁，北地奇冷，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，乃一冬以来，我兵未见吃亏，处处得手。
李：台地瘴气甚大，从前日兵在台，伤亡甚多，台民大概是吸食鸦片烟，以避瘴气。
伊：但看我日后据台，必禁鸦片。
谈到台湾交割时，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，要求再展限一个月，并说：“贵国何必急？台湾已是口中之物。”伊藤回答：“尚未下咽，自感腹饥特甚。”
这次谈判长达四个半小时，毫无改变，弱国无外交，果然不假。
甲午战争由朝鲜而起，起初并未涉及台湾，日本为何像一只咬到猎物的狼，撕咬着台湾不放？
从大航海时代起，台湾的地位就不一般了。作为亚欧大陆板块前沿，荷兰把台湾当作战略据点，使台湾成为亚洲海上的重要中继站。
在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中，英法都想拿下台湾，但都铩羽而归。由此，清廷也认识到，台湾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。1885年，台湾设置为行省，刘铭传以福建巡抚兼首任台湾巡抚。他修铁路，办实业，苦心经营台湾，却不知欧洲列强之外，日本早就对这宝岛垂涎欲滴了。
德川幕府（1603—1868）末年，日本就有 “北割满洲、南收台湾，进取中国”之议；明治维新（1860—1880）之后，日本便决定执行“北进朝鲜再经满洲入北京，南下琉球经台湾转进南京，蝎形夹击中国”的“蝎形政策”。
1874年5月，日本发动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一次对外战争——出兵台湾，这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起点，清廷仅以50万两银子就换取了退兵。
甲午一战，马关议和，清廷提出种种赔偿条件，但日本仍强索台湾，就是为了取得南进扩张的基地。
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消息传到台湾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台湾巡抚唐景崧立即上书，表示“台湾民众不服，其约可废”。在京等待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，也会同四位台湾举人和官员联名上书都察院：“与其生为降虏，不如死为义民。”
从17世纪末施琅平定台湾到19世纪末，200多年间，清政府一直在不断鼓励大陆人往台湾垦荒定居。开发台湾的汉人，主要来自三个原乡：福建的泉州、漳州和粤东的客家。前后两任台湾地区领导人、“台独”分子赖清德和蔡英文的祖辈，都是清朝时从福建省漳州迁至台湾省的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，怎可拱手让给日本？
然而，《马关条约》终究生效了。6月2日，清廷代表李经方（李鸿章养子）到台湾办理交接。他知道“台湾岛民群情激愤”，不敢上岛，于是日方派出小舰艇，把李经方接上横滨丸号军舰，在基隆外海上，将《交接台湾文据》交到日本代表、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手上，完成了仪式。
这个仪式虽然空前屈辱，但其重要性在于，它是台湾主权属于大清的证明。如果不属于大清，何来“交割”一说？
武斗20年，文斗又10年
为占领台湾，日本动用了三分之一以上、7万多人的兵力和常备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大举南下。
在日军登陆台湾的前5个月，由北至南的义军反抗风起云涌，台湾的民众，至少死亡了5万人，而日军也折损不下万人。
在台湾彰化八卦山上，有一座“乙未抗战纪念碑”，纪念的正是《马关条约》割台后，台湾军民奋起抗日的历史。
抗战时期，旅居大陆的台湾人组织台湾义勇队，协助抗战，他们的子女成立“台湾少年团”。
那上面有个年轻人的名字——吴彭年。1895年5月，日军在台湾北部登陆，清廷发文命在台湾的清朝官员“内渡”。刚刚以候补县丞来台的吴彭年抗命留下，投入驻守台湾的黑旗军刘永福的麾下。
刘永福的黑旗军曾经在中法战争中大败法军，是清末难得一见的善战部队。受刘永福之命，吴彭年率领700黑旗军将士重创日军，在夺回八卦山的战斗中，吴中弹坠马，壮烈牺牲。
吴彭年是浙江余姚人，出生年月已不可考，据说牺牲时年仅22岁。22岁，青春正盛，他本可安然返回大陆等待朝廷另行任用，但却与台湾义军生死与共。
“闽台皆桑梓之地，义与存亡。”林森是福州人，当时在台北电报局工作，也组建义军抗日。被迫离开台湾后，他又回乡加入了同盟会，成了国民党元老。国民政府成立后，他当了12年政府主席，收复台湾一直是他的初心。
诗人丘逢甲，号召“举义自守”，率乡勇在台中、彰化一带奋战。义军的武器多是长矛、鸟铳，甚至锄头，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，战斗惨烈而短暂。次年，隔着海峡，丘逢甲留下“四百万人同一哭，去年今日割台湾”的诗句。
乙未抗战，只是台湾民众前赴后继抵抗侵略的起点。
1915年夏天，日本侵占台湾20年后，台湾最大的一场武装抗日之战在台南噍吧哖开始。
日本人有多恨噍吧哖？他们随便捡了一根竹竿，屠杀了当地所有高过竹竿的青年男子，甚至将地名改为“玉井”。玉井是当时东京风化区的地名，他们这样做就是要羞辱、诅咒这个地方的女性和后代。
2014年，台南新化发现一处无名荒冢，里面竟有白骨三千多具。经过考证，那是1915年“噍吧哖事件”时被杀害者的万人冢，而且这只是被害者中的一部分。
最悲壮的，要数高山族民众发起的“雾社事件”。1930年，赛德克族的族长莫那·鲁道带领六个部落的族人袭击了日本警察学校，用弓箭、猎枪击毙134名日本官员和家属。
气疯了的日军用飞机大炮，甚至是化学毒气弹，镇压这些没有现代武器的少数民族。起义持续两个月，参与的部族几乎全灭，高山部落的女人们，为了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，不惜集体跳崖。八十多年后，幸存者的子孙在纪录片里说：“对余生而言，活着，比死去还需要勇气。”
日本殖民台湾50年，前十年主要镇压汉人反抗，第二个十年主要镇压少数民族反抗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06年至1914年，台湾少数民族有八分之一被杀害。
1914年5月，日军进攻太鲁阁泰雅族，直接导致这个有9000多人的部落灭族。他们以为鲜血已经把台湾人吓住了，但是，1930年的“雾社事件”，再一次展现出台湾民众的气节。
1914年，日军镇压少数民族抗暴。“太鲁阁事件”中，日军用刺刀吓唬老弱妇孺，摆拍纪念照。
血腥镇压的同时，日本也对台湾的年轻一代进行全面日化教育。
所谓日化教育，就是“洗脑”，就是不让保留中国籍、不让说中国话、不让写中国字、不让过中国节的文化压制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台湾青年，离中国越来越远。一战以后，以林献堂和蒋渭水为代表，台湾本土士绅开启了“文化抗日”。
台南连家，祖上自康熙年间入台，传到连横已是第七代。沦为殖民地后，连家祖宅被日本人以一块银元的羞辱性价格强行征用，更屈辱的是，连横不得不加入日本籍。
1919年，连横写完《台湾通史》，这是台湾的第一部通史。在这部“起自隋代，终于割让”的巨著中，他写道，“‘国可灭，而史不可灭’，台湾无史，岂非台人之痛欤？台湾三百年来之史，将无以昭示后人，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？”
蒋渭水请连横向大众宣讲《台湾通史》，他用典雅的闽南语讲，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。毫无疑问，这在台湾是十分危险的。1931年，连横修书一封，向在南京的老友张继“托孤”：“弟仅此子，雅（连横号雅堂）不欲其永居异域，长为化外之人。”
连震东跟着张继到了北平、西安，认识了很多和他一样 “北漂”的台湾家庭，其中有一个稚气可爱的小姑娘，小名英子。这个小姑娘，就是《城南旧事》的作者——林海音。她是台湾苗栗县人，日据时生于日本，随父母返台后，不堪忍受日本统治，举家迁居北京。
东北沦陷后，许多台湾人和大陆同胞一样投身抗日，甚至付出了生命，这其中就有林海音的小叔叔林炳文。林海音的父亲也在接回弟弟遗骨的途中，因劳累过度去世。
1936年，连震东的妻子在西安怀孕，当他给父亲报喜时，却收到父亲的遗嘱：“今寇焰迫人。中日终必一战，光复台湾即其时也。汝其勉之！” 若生男孩，起名连战，“寓有自强不息、克敌制胜之意义，又有复兴故国、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”。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名字由此得来。
台湾史作家杨渡在总结前30年的抗争时曾说：“武装战争打了20年，文化抗日又进行了10年。武装抗日整个过程，有人统计牺牲20万，但我个人认为是20万到30万之间。”
数字之所以难以统计，是因为日方经常制造出一些冤狱。
赖清德的父亲赖朝金是台北瑞芳的矿工，当年瑞芳矿工饱尝日本殖民统治之苦，1943年日本宪警以“抗日”为名围捕矿工，三百多人死于狱中、尸骨无存，赖朝金大概率亲耳听过同胞的哀号，亲身受过殖民者的欺辱。如果他和当年同受日本人折磨的矿工，听到赖清德之流的种种妄言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
虽然岛内的起事、请愿都失败了，但也使日本当局不断警惕：台湾民众并未完全屈从。
“欲救台湾，必先救祖国”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成了一种召唤。台湾的有志青年认识到“欲救台湾，必先救祖国”，纷纷回大陆投身抗战。
诗人丘逢甲之子丘念台，在广东组建东区服务队，开展抗日活动。黄埔军校毕业的台湾人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组建了“台湾义勇队”与“台湾少年团”，转战于浙闽一带。曾经是童养媳的谢雪红，在苏联受训后参与成立了台湾共产党，并潜回台湾，发动工农大众反抗日本统治。
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对日作战，《马关条约》被废止，台湾终于从法理上回归了祖国。此时，台湾离开祖国的怀抱已经46年。
与对待东北不同，日本对台湾，不仅是完全统治，经济上剥夺，还有绝对的空间与足够的时间，能在文化、教育、宗教乃至意识层面，进行同化。
从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方式即可看出其用心。日本先以军事，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；继以殖民统治，磨灭台湾民众对中国的眷恋与关系；进而提出“内地延长主义”，灌输台湾是日本本土的延长的观念；最后以“工业日本、农业台湾”为名，将台湾的资源与日本本土做完全的结合。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日本则用最黑暗的“皇民化”运动，来消磨台湾同胞的中国心。报纸上的中文栏目全部消失了，中国姓氏被要求改为日本姓氏，祖宗牌位被封禁，代之以日式神社。
“皇民化”雷厉风行的时候，日本警察一看到台湾民众穿着布扣子做的台湾服，就会当场用剪刀剪去布扣子。日本人说：“台湾服是支那服，台湾民众认为支那是他的祖国，所以一定要废止台湾服。”所有反抗都被压制着，连用收音机听大陆的广播都可以入罪坐牢，台中央书局的庄垂胜就因此坐了一年牢。
面对家乡亲友回家的呼唤，悲痛的林海音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：
“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，但是回到故乡，我们便失去了祖国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宁可失去故乡，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，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。”
在台湾，那些自愿改姓日本姓氏的人家，统治当局提升他们为“皇民”，可以享受种种特权。比如，战时实行配给制，台湾同胞能获得的配粮，只是在台日本人的一半，“皇民”可以得到介于日本人和台湾人之间的数量。
即便是为了糊口，愿意成为“皇民”的也不多。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，“皇民”占全台人口不过4%。太平洋战争开始，“皇民”运动加速进行，增加到7%左右。大战结束时伍洲配资，“皇民”人数占10%左右。
那些自愿成为“皇民”的台湾民众，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“日本人”。
鼓吹“台独”的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家境不差，小时候还在私塾学习“汉文化”，但老师其实是只是以日文来诵读《论语》跟《孟子》等《四书》。1940年，读中学四年级的李登辉改名“岩里政男”。李登辉曾说，改姓“里”留下了“李”这个音，很多姓“李”的都改成“岩里”“小里”“北里”等等；“岩”是因为李家来自福建龙岩。
“皇民化”运动有个重要目的，就是在台湾征兵，为“南进”侵略政策充当炮灰。二战爆发后，日本从台湾强征近30万青壮年，这其中有3万人确定死亡、10万人受伤。
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大批台湾青年被征召去南洋，有去无回。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就加入了日本海军，命丧东南亚。1944年，李登辉被编入日本千叶市千叶高射炮部队做见习士官，未及参战，就在千叶迎接了日本的战败。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日军中受的教育，使得他在人格底色上就扭曲了。
如果让台湾兵开赴大陆战场，往往遭到直接对抗。1939年10月10日，基隆壮丁300人被征入伍，在领得枪械后，立即“哗变”，消灭日寇30名，在随后的激战中又消灭日寇145名，然后持械退入山中开展游击战。
时代的一粒灰，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，在历史学家杨渡三个叔公的命运中，也可见一斑：
杨渡的三叔公，被迫在上海帮日本人当翻译，抗战胜利后，被当成日本人、汉奸，几乎死于上海，战后死里逃生回到台湾；六叔公被日军征召，远赴南洋当军夫，差点饿死于南太平洋的荒岛上，最后是靠着美军带回家；而留在家乡的二叔公，左腿毁于1944年美军对台北的大轰炸。一个小小家族，在一场战争中，竟有如此不同的际遇，这或许就是台湾民众命运的缩影吧。
来之不易的《开罗宣言》
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记述了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，毛泽东告诉他：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。这就是说，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……对于台湾也是如此。”
1945年10月25日，中山堂外，日本投降照片。
1938年4月1日，蒋介石发表抗战演说，申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。可见，国共两党对收复台湾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。
就在两岸儿女为共同目标奋斗之际，大洋彼岸的盟国，却已经在操心战后格局了。1942年8月，美国《幸福》《时代》《生活》三大杂志印发了一本题为《太平洋关系》的小册子，公然提出战后对台湾实行“国际共管”。
作为回应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，明确表示“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、台湾及琉球，朝鲜必须独立。” 这一表态，就是为了防止某些大国在战后安排上损害中国权益。
一年后，随着欧洲战场的形势好转，关于战后格局的讨论正式提上议程。1943年11月，中、美、英三国元首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，重点研商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本的政策。作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指挥，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开罗会议。
听取了中方意见后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起草了公报草案，《草案》规定：“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，例如满洲、台湾、小笠原（笔误，后改为澎湖）等，当然应归还中国。”
当中、美、英三方就《草案》进行讨论时，英方修正案却将东北、台湾等地“当然应归还中国”改为“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”。
对此，与会的国民政府外交官王宠惠据理力争：“如此修改，不但中国不赞成，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。‘必须由日本放弃’固矣，然日本放弃之后，归属何国，如不明言，转滋疑惑。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，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，而吾人作战之目的，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。苟其如此含糊，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。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。碍难接受。”
英国外交部次长贾德干辩解：“本句之上文已曾说明‘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’，则日本放弃后当然归属中国，不必明言。”王宠惠不为所动：“措辞果如此含糊，则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，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。”
在场的美国驻苏大使哈立曼支持中方意见，因中美双方坚持，此项内容最后维持原草案。12月1日，《开罗宣言》正式公布：“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，例如满洲、台湾、澎湖列岛等，归还中国。”
王宠惠坚持的“归还中国”意义极大，因为“放弃”与“归还”在国际法上的差异颇大。“放弃”的领土就成了无主之地，以先占有者属之，国际法必须重新确定；“归还”则是归还原来之主权国家所有，以维护其国家领土完整。
至此，台湾与澎湖归还中国遂成定论。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闻讯致电蒋介石：“凡我台胞同深感奋，如蒙鞭策，愿效驰驱。”岛内的台胞，不久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中，获知这一喜讯，有如“上天降福星”，奔走相告。
开罗会议后，国民政府开始规划对东北与台湾地区的接收工作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的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也发表社论，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同时号召“台湾同胞联合一致，共同抗日”，争取早日回到祖国。
“台湾调查委员会”在重庆成立后，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牵头，接收台湾的工作正式铺开。“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”中，连横的儿子连震东成为首批学员。
1945年7月26日，美、英、中三国决定对日本实施最后的打击。在签署的《波茨坦公告》中，三国再次确认“‘开罗宣言’之条件，必将实施。”这一《公告》后来苏联也参加签署，这就以国际条约的形式，确认台湾（含澎湖群岛）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。
今年9月28日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华盛顿表示，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美方应尊重事实，停止散布“台湾地位未定”谬论。这个事实，就在《开罗宣言》和《波茨坦公告》中。
“普天欢腾到浑然忘我的程度”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，国民党人张继在为连横遗著《台湾通史》作序中写道，“自开罗会议决定台湾复归我有……今竟重光台湾，雅堂（连横号）有知，亦可含笑于九泉矣”。
那天上午，朋友告诉台南医生吴新荣，中午将有日本天皇的重要广播，他打开收音机，发现没电了，就作罢了。入夜，友人带来确切消息：日本无条件投降了。
吴新荣吓了一大跳，不敢真的相信。长久的高压让他保持警惕。毕竟，他年轻时候坐过牢，这让他学会不要相信殖民统治者。
次日上午，吴新荣照常去诊所出诊，下午才约了几个朋友来到郊外，把衣服都脱了，跳到溪水中，他们要“洗落十年来的战尘，及五十年来的苦汗”。上岸后，在空旷的天地间，在无外人的海边，吴新荣放心地对着大海高喊：“今日起，要开始我们的新生命啦！”
第三天清早，他到一个防空壕里拿出了祖先的神位，把日本强制摆放的“神棚”移开，斋戒沐浴后，焚香向祖先在天之灵祭拜说：日本已经投降，祖国得到最后的胜利！
此时吴新荣仍有隐忧。因为日本在台还有近17万军人，加上日本居民，合计有50万。他们是要去要留，还未决定；如果留下，会不会发生变量？他们会不会大开杀戒？未来中国将如何接收？国际局势会如何演变？
当时他最担心的是，在台湾的日本人不甘心战败，会负隅顽抗。他曾听台北的朋友说，日本特务手上有一份黑名单，如果时局急迫且面临最后关头，准许随时随地处置黑名单中的人物，如果发生了，那简直是对台湾精英的大屠杀。
由于长期慑于日本警察威势，且街头仍到处都是日本军队，台湾人最初只敢把喜悦埋在心底，随着好消息越来越多，渐渐才喜上眉梢，最后方沸腾奔放。
9月6日，蒋介石邀请林献堂等人，代表台湾同胞赴大陆参加国民政府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典礼。消息传来，全台振奋，这意味着，他们终于不再是二等公民、三等公民了。据在台日本人形容，当时民众是不分昼夜地狂欢不已，普天欢腾到浑然忘我的程度。
接着，官宣陈仪将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，主权交接落到了实处，这回老百姓敢上街痛打日本人了，朝气和活力又回到了他们身上。
当然，新生也面临着阵痛，语言就是最大的问题。那时，经过50年的殖民统治，大多数台胞会讲日语，不会讲国语，甚至有不少台胞不会讲方言。
台胞刘东洲在纪录片《台湾，1945》中说起自己和爷爷语言不通，还得爸爸当翻译的事：“我从小长大，不会讲客家话，也不会讲闽南话，我只会讲、听日本话，我没有想到我是台湾人。因为我的曾祖父是在新竹县衙当师爷，我爷爷心里头讨厌日本人。（爷爷）一辈子不讲日本话，他也听不懂，所以我跟我爷爷讲话要我爸爸翻译”。
台盟领导人张克辉回忆起自己当时在台湾上中学，“台湾光复后，我们积极学习国语。在校园里同学们经常用简单的国语对话：‘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吗’‘我是中国人，你呢’‘我也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中国人’。”
学校每天照常开朝会，因为同学不会唱国歌，所以升旗仪式是无声的。“我和我的同学学唱的第一首国语歌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是一位大学生在彰化孔庙教的。”张克辉说，尽管当时他们这群中学生不会汉语发音，歌词是用罗马字拼音，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那高昂雄壮的旋律，即刻就激发了爱国主义的豪情。
那时，台湾民众不仅学唱国歌，也努力学讲国语。由于会的人不多，但凡会一点就义务出来教导，无报酬地开设讲习会，顿时汉文讲习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林立。台湾民众不分男女老幼，都认真地学国语，还从北京请去播音员，到广播里教学。
台北及其它城市的街道，原为日本名称，街道称为町，段称为丁目。两个月内，所有街道一律改为“具有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名称”。台北市设了中山路、中正路、民族路、民权路、民生路等，还设了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罗斯福路，其余多为大陆省会和重要城市名，如南京街、重庆街等。
1945年10月，国民革命军第70军接到一项紧急命令，他们即将从浙江宁波北仑港出发，奔赴台湾。台湾在哪里？刚满18岁的福建泉州籍士兵林精武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，那是三百年前，他的泉州前辈郑成功驱逐荷兰人的地方。
林精武回忆说，他们都知道日本人的狠毒，不会让他们顺利登陆，大家都这样想，“所有战士都知道，上船的时候要把刺刀上好，准备战斗”。
10月17日，运输舰慢慢靠岸，70军官兵即将从基隆港登陆。不过，等待他们的并非想象中的抵抗，而是锣鼓喧天的欢迎。
部分文史记载70军穿着草鞋、衣衫褴褛，完全不像一支军容壮盛的部队，让迎接的台湾老百姓失望。这些说法大多来源于一张被扩大解释的照片：70军看上去装备简陋，还挑着锅碗瓢盆，有的台湾民众也流露出些许失望。
1945年10月，台湾女学生迎接国军到来。
75年后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素材库中发现了一段珍贵影像，记录了70军登陆的真实场景：满载祖国官兵的军舰入港，岸上一片欢腾。舰上的官兵们没有见到预想中的战斗场面，一脸疑惑，慢慢地，有人招手呼应岸上的热情。
“步武堂堂、意气冲天”“欢迎之万众，感激欣然”，1945年10月18日的《台湾新报》，这样描绘登陆的壮观场面。
70军军长陈颐鼎的夫人丁志凡在百岁时回忆这一幕时，为70军正名说，抵达基隆时，军容严正，20名高级日本军官整齐地向陈颐鼎行军礼，其中就有日军总参谋长谏山春树，及陈将军的老对手、日本16师团的大佐们。
出了码头，到处人山人海，欢呼声像海啸，一浪又一浪。从基隆坐火车到台北，陈将军竟走了4个多小时，沿路到处拉着欢迎横幅，不断与人握手。丁志凡笃定地说：“抗战胜利收复宝岛台湾，就是陈颐鼎浴血奋战、戎马生涯中扬眉吐气，最自豪、最快乐的时刻！”
“台湾的收复，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，要是有知，一定大笑于九泉。”这封早已泛黄的信件，是革命烈士林正亨于1945年写给母亲的家书。
他的父亲，就是台湾昔年第一大家族“雾峰林家”的传人林祖密。1913年，不甘受“倭奴之辱”的林祖密放弃庞大家产，向日本殖民当局提出退籍，成为辛亥革命后台湾同胞恢复中国国籍第一人。后来，他追随孙中山，被委任为闽南军司令。
1935年冬天，刚满20岁的林正亨和朋友在酒楼吃饭。因时间较晚，遭到日本宪兵痛打。这种屈辱，使他决心离开台湾回大陆参加抗日。1945年春天，在缅北前线，林正亨身负16处重伤，仍坚持以残疾之躯，沿途乞讨，从云南硬是走到重庆，找到了自己的妹妹。
这封发自重庆的信上，他轻描淡写道：“我的残废不算什么，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，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，请母亲不要为我残废而悲伤。”
在重庆，他的思想发生转变，秘密加入共产党。日本投降后，林正亨回台湾开展地下工作，最终倒在了国民党枪下。
“雾峰林家”三代传人，爷爷是中法战争中帮着清军打退侵略者的英雄，爸爸是资助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，儿子是为共产主义牺牲的革命烈士，这绵延不绝的民族气节正是台湾光复的根本。
“不能忘，常思量”
1945年10月25日，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了“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”，现场悬挂的条幅上，是“台湾光复”四个大字。此后，“台湾光复”“光复台湾”沿用至今。
为什么没有像郑成功收复台湾那样，使用“收复”二字，而是用了“光复”的提法？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，“光复”的字面释义是：恢复（已亡的国家），收回（失去的领土）；“收复”的字面释义是：夺回（失去的领土、阵地）。
进一步延伸来看，“光复”蕴含着完成某种历史使命的强烈感情色彩，它强调的，不仅是领土的收回，也包括精神上的回归和重建。“收复”更侧重于局部的或具体行动和结果。
台湾光复如此不易，只有用“光复”一词，才能契合台湾回归祖国、开启崭新篇章的高光时刻。
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，“别的民族的去殖民地化是庆祝民族的独立，台湾在殖民地结束以后欢庆的是回到祖国。所以我们叫作光复，光复就是光复失土，光复原来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台湾的地位。”
受降典礼总共只有短短5分钟，却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霸占，宝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。
1945年日本在台北市中山堂向二战同盟国投降。
《台湾新报》是日据时期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，从这天开始，正式更名为《台湾新生报》。那天，报纸的广告版异常丰富，都是台湾的商家打广告庆祝光复的。
据报纸记载，受降典礼结束后，“台北40余万市民，……老幼俱易新装，家家遍悬灯彩，相逢道贺，如迎新岁，鞭炮锣鼓之声，响彻云霄，狮龙遍舞于全市，途为之塞”。
台湾学者戚嘉林回忆，整个都市都沸腾了，“热热闹闹的，50年的‘皇民化运动’一天就被风吹掉了”。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“庆祝台湾重返祖国”，火炬大游行持续不断地举行了三天三夜。
受降典礼后的第二天，《台湾新生报》发表社论：“说到光复，我们的心里，自有压抑不住的欢乐，否极泰来，台湾所以有今天，实乃祖国无数灾难换来的果实。”
次年，确定了“台湾光复节”。一到这天，中国传统的神像、神轿便出现在台湾的街头巷尾，人们用踩街绕境、集会游街来纪念这一天。
从2000年开始，民进党当局为了“去中国化”，取消了光复节假期，但岛内民间团体、各界人士仍自发组织纪念活动，只是规模小了很多。
“幼时每逢台湾光复节，路上满是举旗游行的人群，萨克斯风的乐音伴着《台湾光复纪念歌》回荡在街巷。可不知何时，一切都消失了。”在今年的台胞社团论坛座谈会上，台湾退伍军人李建南（化名）的感慨，道出许多台胞共同的惋惜。
不过，在岛内民众的强烈呼吁下，从今年起，台湾光复节又恢复为法定假日。
然而，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前夕，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却妄称“台湾没有光复”“那时候（1945年）台湾人还是日本人”。徐国勇这番话数典忘祖，先否定抗战历史，再否定台湾光复，媚日奴性暴露无遗。岛内舆论因此造出一句新俗语——“知耻近乎勇，不知耻近乎徐国勇”。
回望台湾光复，百岁老人、亲历者黄幸说，什么“台湾地位未定论”、“一边一国”都是胡说八道。讨论两岸问题，要从台湾正式光复这个原点出发，不管当时怎么样，光复这一天不能否定。没有抗战胜利，没有中国人民的牺牲，台湾不可能光复。
台湾抗战，从一开始就是两岸人民携手共赴的国难。正如《台湾光复纪念歌》反复咏叹的，“台湾光复不能忘，不能忘，常思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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